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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最跨越历史的对话9册永乐大典嘉靖副本将在国

发布时间:2021-10-12 18:10:37 阅读: 来源:消防泵厂家

跨越历史的对话,9册《永乐大典》嘉靖副本将在国图集合展出

《永乐大典》是国家图书馆善本中的“四大专藏”之一,也是中国古代典籍中最神秘的、故事最多的文献古籍。为了让读者感受《永乐大典》“朱墨灿然、温润古雅、版式精美”的特点和一代代学者在民间搜罗、寻找这部传说中的典籍的艰辛,以及《永乐大典》在历史中的那些传奇故事,5月31日,国家图书馆的典籍博物馆将举办“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——《永乐大典》的回归和再造”展览,该展览6月1日起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。

《永乐大典》正副本的命运

我们首先需要了解,为什么《永乐大典》如此重要?而它又是什么时候、在怎样的情况下开始编写的?

许多开国之君都喜欢在平定天下以后编纂一部“集古今泵站采取美国威格士比例伺服阀和低噪音液压泵之大成”的文献来彰显对文治的重视、显示国力。《永乐大典》就是明成祖朱棣为了消弭“靖难之役”以后朝野上下的不平之气,下诏谢缙等悉采“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,而统之以韵”“集合书契以来经、史、子、集、百家之书,至于天文、地志、阴阳、医卜、僧道、技艺之言”编成一书。解缙奉谕召集百余人组成编修班子,次年进呈。成祖览后,赐名《文献大成》,但是否则直接影响参数朱棣并不满意,认为“尚多未备”。

《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》中记载了,永乐二年十一月丁已,解缙等人进呈修成韵书,成祖为书赐名,赐钞参与人员47人,并在礼部赐宴。永乐三年,朱棣又命令姚广孝等重修,招揽了文儒有两千多人来编修此书,最终“广集天下图书六七千种,按韵编排,汇为一书。永乐五年,姚广孝进呈《永乐大典表》,成祖审阅后甚为满意,并亲自撰序,正式定名《永乐大典》。永乐六年冬,全书告成,计22877卷,目录与凡例60卷,分装11095册,共约3.7亿字。”

《永乐大典目录六十卷》目录系从翰林院抄出,前附明成祖序言及姚广孝《进永乐大典表》,在大典正本损毁的情况下,该目录得以让后人得窥大典引书全貌。嘉靖帝喜欢求仙问道,因而很喜欢对各种知识都有详细介绍的《永乐大典》,嘉靖帝常在案头放一二帙,以备随时翻阅。嘉靖三十六年,紫禁城大火,奉天门和三大殿被烧毁,嘉靖担心殃及附近文楼贮藏的《永乐大典》,一夜之中传谕三四次搬迁,使其免于大火。

为了以防万一,嘉靖帝决定重录(即重新抄写)一部《永乐大典》,嘉靖四十一年秋,他正式任命高拱、瞿景淳负责校理缮写《永乐大典》副本。重录工作直到嘉靖去世次年,即隆庆元年告竣,共耗时五年,重录本与永乐正本在内容和外观上几无二致。至此,《永乐大典》有了正本和副本两部。

《大明世宗肃皇帝实录五百六十六卷》中记载了嘉靖帝着意重录大典,以备不测。其实《永乐大典》正本自永乐六年编修完成后,一直深藏禁中秘府,明朝皇帝大多并未直接使用过此书,史料中仅有弘治和嘉靖两位皇帝真正翻阅过《永乐大典》的记录。隆庆元年,《永乐大典》副本录毕之后,文献中几乎再难寻到有关永乐正本的记述,亦未曾发现正本实物存世。

历史文献中曾记载过的《永乐大典》正副本曾收藏在哪里《永乐大典》正本之谜

因为长期在历史中杳无音讯,世人对永乐正本的下落出现了诸多猜测,归纳起来,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。

首先就是“陪葬嘉靖帝”,由于副本录入完毕的时间与嘉靖帝下葬的日期相隔不远,所以有当代学者推测,正本可能被陪葬于嘉靖帝之永陵。理由是,嘉靖皇帝沉湎于炼丹术,生前视《永乐大典》为至宝,死后随葬可能是早已做好的安排。其次,嘉靖皇帝下令重录副本时,嘉靖最器重的文官徐阶向他奏明,重录只能“对本抄写”,工程浩大,不可能很快完成。而嘉靖则强调“重录”是为“两处收藏” “以备不虞”,必须加紧完成。四年后,嘉靖驾崩,三个月后下葬,葬礼刚刚完毕,隆庆帝就宣布《永乐大典》已抄成,并重赏抄录的众臣。也就是从此时起,正本便神秘地失踪了。到目前为止,此说尚未于明清史料中发现任何文字证据。

第二种说法是明代万历二十五年六月,紫禁城三大殿被焚毁,《永乐大典》正本也被认为在这个时候葬身火海;第三种说法就是《永乐大典》正本藏在现在故宫隔壁的皇史宬。皇史宬是皇家档案库,城墙很厚,东西3.45米,南北墙厚6.17米,这种厚度的墙壁异乎寻常,甚至占建筑面积的64%,因而有人推测其中另有夹墙,存有《永乐大典》正本。不过,《永乐大典》副本在录成后就入藏皇史宬,而正本同样被放置在皇史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,而且到现在,也完全没有在这里发现《永乐大典》正本。

第四种说法被采用较多,即1644年,李自成于山海关败归,撤出北京时烧毁皇宫,仅武英殿幸存,如果《永乐大典》正本当时尚在皇宫之中,应已经付之焦土。

钱谦益《牧斋有学集五十卷》中采用这种观点。上述就是关于永乐正本的猜测,而《永乐大典》副本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散逸的?根据清代康熙年间的文献记载,《永乐大典》副本早在明清鼎革之际就开始佚失,清代雍正年间被移到翰林院敬一亭后,被官员们监守自盗,少数毁于战火,或被劫掠,至宣统元年,翰林院的《永乐大典》仅存64册。

我们现在所搜集和看到的《永乐大典》都是副本体系中的。原11095册、22937卷(包含目录、凡例60卷)的嘉靖副本,截至目前仅有400余册、800余卷及部分零叶存世。国家图书馆共收藏《永乐大典》224册(其中62册现暂存于台湾地区),是《永乐大典》海内外最大藏家。

明清时期《永乐大典》副本就散失严重“找到《永乐大典》,就能跨越漫长的历史直接与宋元时代实现对话”

除了上述的因为命运跌宕而格外吸引人,《永乐大典》本身有着极高的价值,体现在如下的几个方面。

《永乐大典》是类书,即中国古代一种大型的、以备查检的资料性书籍,有点类似现在的字典。但是,《永乐大典》与一般类书不同,它以韵为纲,以字隶事,每一单字下分类汇集与该字有关的各种资料,把以韵排序与按类部次相结合,并在一些事项下面附有总论,每一事目有一个标题。《永乐大典》在检索字的下面首先注明该字在《洪武正韵》中的音韵和最早的出处、训释,还要标明篆、隶、行、草。楷等各种书体和异体字,内容十分丰富。裁选的典籍或文章一般列在辞目下面。但根据具体情况,有些也列在标目字的下面。

《永乐大典》的体例。《永乐大典》根据文献中的语词来确定条目,把各种典籍中凡出现过这个条目的记载,甚至整部书籍全都抄录下来,并点明是何人撰写的,采自什么文章或书目,让人明晰出处,可以查考。这也是它最珍贵的地方所在,学者们认为,“找到《永乐大典》,就能跨越漫长的历史直接与宋元时代实现对话”。

我们现在许多很重要的文献都是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的。早在明隆庆年间,高拱、张四维等人参与重录《永乐大典》,张四维就从中辑出《名公书判清明集》和《折狱龟鉴》二书。清代乾隆年间开始编修《四库全书》,《永乐大典》被重视,甚至乾隆还批准专门成立了“校勘《永乐大典》散篇办书处”。著名学者戴震、邵晋涵、周永年等参加了这项工作。

到乾隆四十六年,共在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经部66种、史部41种、子部103种、集部175种,总计385种4946卷。如《春秋释例》、《元和姓纂》、后来列入“二十四史”之一的薛居正《旧五代史》、研究南宋初年历史的重要史料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、宋代医学名著《博济方》《仿寒微旨》等等,由此可见《永乐大典》的重要价值。

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的《旧五代史》。《永乐大典》用彼时的台阁体写就,《永乐大典》全书约3.7亿字,正文内容通行的规则是用一行大字墨书辞目,用双行小字朱笔记载作者和书名,墨笔记载书中的篇名和内容,断句及标声符号用红色小字小圆戳钤印。除标题首字用多种篆、隶、草体书写外,正文都是书手们用明代官用楷体——书台阁体”(清代称“馆阁体”)一笔一画抄写出来的。

由于明清时期对科举试卷文字要求行字整齐、乌黑端正、大小一致,因此年轻的生员和经过科考任命的馆阁、翰林院官员们都擅长书写这种规矩的字,这种台阁体还完全不是柔软无力,柔中有骨。

而且抄写副本时,选择抄书工的程序非常隆重严格。《永乐大典》的重录,以礼部侍郎高拱、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读翟景淳为总校官,重要参与者有翰林院官员张居正、徐时行、王希烈、张四维等。

重录工作对书写水平有较高要求,吏部和礼部为此主持“糊名考试”,最终招收109位善书人负责抄写誊录。为保证重录工作的顺利进行,朝廷照例设置必要的服务设施和人员,如内府御用监调拨画匠、纸匠,顺天府专门提供上等的砚台、笔墨,惜薪司及工部供应取暖的木炭,光禄寺负责酒饭,翰林院支付书写人员“月米”,锦衣卫拨送巡禁,保障安全。

重录副本制定有严格的规章制度,规定缮写人员晨入暮出,每次领取大典正本必须登记,不许私自携带外出雇他人代写。每人每日抄写三叶,完全按照正本的册式、行款摹写,如有差错,必须重写,发现有混报怠工者,还要“罪坐各官”。每册大典重录完毕后,于册后注明该册重录总校官、分校官、写书官及图点人员姓名,以示各人职责。

9册《永乐大典》嘉靖副本为近年来首次展出

进入到这次展览的重头戏——9册《永乐大典》的嘉靖副本。

国家图书馆方面介绍,展览共展出展品60余种70余册(件),其中9册《永乐大典》嘉靖副本为近年来首次展出。

分别是“人”字册,“陈”字册,“农”字册,“易”字册,“颂、溶、蓉、庸”字册,“郎”字册,2件“水”字册,“士”字册。

郎字册现在我过收藏的《永乐大典》有多册是海外回归的,如1938年王重民自英国为北平图书馆购入的“农”字册,195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送还中国的“颂、溶、蓉、庸”字册但是质量差的实验机您可想而知了,1955年德国政府送还中国的“士”字册等。

《永乐大典》卷“颂、溶、蓉、庸”字册,原藏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东方学系图书馆,送还中国后,1951年由文化部文物局拨交北京图书馆。此外,还有1950年顾子刚捐赠的“易”字册,1951年徐伯郊捐赠的“郎”字册,1951年商务印书馆捐赠的“水”字册,1958年北京大学捐赠的“水”字册等。

易字册展览特设单元展示《永乐大典》的回归和再造,以图表加重点事件描述的形式,全面地整理了《永乐大典》通过政府拨交、海外送还、藏家捐赠化学品、催化剂和自然资源业务、员工采访等多种途径,入藏国家图书馆的历程,深度挖掘了国家图书馆在不同时期围绕大典进行的部署安排。同时,回顾了抗战时期《永乐大典》等古籍善本南迁、运美往事,梳理海外《永乐大典》的回归历程。

为推进《永乐大典》保护和研究,经文化和旅游部批准,国家图书馆将正式在古籍馆加挂“国家图书馆《永乐大典》研究中心”牌子,通过举办展览、开发文创、利用多媒体宣传推广等各方面工作,不断推出更多《永乐大典》的新研究成果。研究中心拟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、全国高校古委会主任安平秋,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李致忠,国家图书馆原常务副馆长陈力,中华书局有限公司编审张忱石等在《永乐大典》研究方面取得成果的专家学者为特聘专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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